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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手里有一块钱

2019-04-09 11:49:21 关于我们澳门威利斯人官方网,威利斯娱乐棋牌网站,澳门威利斯人app

 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,莫斯科街头。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。(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。)街角有堆破烂衣服——不对,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,怀里搂着一团毛毯——啊,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。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;柏格莫洛夫,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,拉着我大步地走开。 省省吧!他说,每一个角落都有,你打算给几次?你有能力给几次?莫斯科很大呢! 走进地下道,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,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——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。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,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,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,我有能力给几次?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潮往前走,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。 台北火车站。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: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,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,请借三百块钱……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,心里觉得强烈的痛苦: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?给了你钱,我会后悔,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,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,不给你钱,我会后悔,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。 还不曾考虑定,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,嫌恶地回头吆喝:丢脸!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没。 五月的德国,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。风一吹,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。端着一杯咖啡,坐到苹果树下。苹果正开得热闹。打开《国际先锋论坛报》,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: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,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。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,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。照片下有两行字: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。他们无家可归。这次水灾据估有五万人丧生。 又来了。我想,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。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。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——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,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。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: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! 当然,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。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,从弯弯曲曲的管道

  输送下来,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,就是读者这只猪。照片的配方里,加了某种原素,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。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!站起来,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,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。 我可以吃草! 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,走回屋里。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,报纸还摊在草地上,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?我问自己,就在那透明的窗前。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,可是经过设计,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吗?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——爱情,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;母爱,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;英雄,可以由媒体来烘造,人世间的一切悲惨,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,管它是革命、是地震、是战争或是屠杀、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,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——这,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。你觉得彻底的反感。 可是反感归反感,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,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,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,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…… 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,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? 一架喷射机,只有苍蝇般大小,在蓝天大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,转个弯,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。 2 篱笆外头,有人在招手。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,遮住了那个人的脸,可是我想起来了:隔壁翠老太大约好要来喝杯茶,她来晚了,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。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,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: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,她说。所以我就烘了一个。 切蛋糕的时候,她再度为迟到道歉: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?今早在火车上,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。竟然是个苏联人,偷偷在这儿打工挣活……才来一个月,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,带她逛了逛,看看德国的环境…… 苏联?我记起来了。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。翠老太大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,差点跌坏了腿。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,五百马克。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帐号。 每年入冬前。翠老太大会囤积四十公斤的苹果,存在阴凉的地下室。一次买四十斤,她说,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!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。 这样的一个人,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五百块钱……好多钱哪,对她而言——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,那遥远的苏联? 这种蛋糕,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,放在我碟里,一定要新鲜吃,隔一天都不行。 我端上滚热的茶,香气弥漫着客厅。 那个苏联女人,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,老太太在茶里加奶,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,她显得很难过,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,似乎伤了她的自尊……她说,离开苏联以前,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! 我没到过苏联,可是,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,她慢慢地喝茶,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?围城九百多天,列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,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。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,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……我在帮着还债……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;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,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,不见得运输得出去;她更知道苏联很大,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,也不过是杯水车薪;她也看见,在电视上,捐款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……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,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,流亡到德国,我那时只有廿岁,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。住在一个没有暖气、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。每天下课之后,您知道我干什么吗? 老太太微笑着,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:等孩子们都走光了,我这做老师的,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,捡起来,带回冰冷的房间,偷偷地吃……有时候,吃着吃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…… 当时,有些农夫,种了些马铃薯、番茄,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,总会一句话不说地,在窗前放个南瓜、几粒马铃薯、三两块面包……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。今天我有面包吃,也希望分一块出去,给没有面包的人吃。 老太大眼光转到窗外,有鸟雀来啄食我洒在草地上的玉米。她看了一会,回过头来,说: 您知道吗?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,苏联军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。我的姊姊,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,说是要去拿什么结婚纪念的一个东西——她就再回不来了。我后来听说,那一夜她被苏军强暴了不知多少次…… 我们安静地坐着,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。 一九九一年七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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